和北岛的一次交谈：并未远去的英雄时代
记得年轻时读普希金的诗：没有幸福，只有自由与平静。我一直没弄懂。直到漂泊海外，加上岁月风霜，才体会到其真正含义。没有幸福，只有自由与平静。
——北岛
文 ▏灵隐
我们和北岛是从成都开始聊起的。
“香港国际诗歌之夜”的热风从香港吹到凛冬时节的成都，白夜、方所、西村，一连三天的活动都火得一塌糊涂，自持如北岛，也颇感意外。“听说今天方所有600多人，而且很多是年轻人”。而头一晚在白夜酒吧，无法进入内场的人群，在料峭寒风中，久久守候于门外，一如当年北岛所居的北京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大杂院外，逡巡徘徊的诗歌信徒。
北岛说，这让他想到了80年代，第一次和顾城、舒婷来成都时，文化宫万人空巷的景象。对这段三十多年前的旧事，在散文《朗诵记》中，北岛有过生动的叙述：
有人推门问，“顾城北岛他们呢？”我们一指，“从后门溜了。”
80年代，“文学热”、“诗歌热”盛行，说诗人杖履所至，往往路断人涌也毫不夸张。这次来成都，虽不复当年人人竞相追逐的盛况，却仍引来一批年轻的拥趸，这让诗人不免感慨， “一代人过去了，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但看到还有这么多年轻人愿意从诗歌中去获取力量，让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完成物质化。”
“按理说北京应该比成都情况更好，但北京有北京的原因，成都感觉更开放。”这大概是成都偏居西南，远离政治中心的缘故。“今天去杜甫草堂，踏在新诗小径上，如陈黎所说‘成都，是一座诗歌之都。’”
言谈之间，我们拿出了一本《常识》杂志给北岛看，这立即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。尤其当我们提到《常识》是一本“民间刊物”，北岛更是感到惊喜，“没有想到现在还会有人做这个”，这当然是勾起了诗人久远的回忆，三十多年前，他是地下文学刊物《今天》的发起人之一。
▎《今天》的故事
1978年初秋的一个夜晚，北岛、芒克和黄锐在黄锐家的小院喝了些白酒，北岛提议办一个文学杂志，现在到时候了。此前，他曾对二人说过这样的话,“将来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，我们一定要站出来为之献身。”
事实上，他的嗅觉是敏锐的。
1978年底，在黑暗的政治环境透出一丝松动的气息之后，“西单民主墙”的春风拂过北京城，那是民意被压抑数十年后的集体狂欢。长安街西单地段北侧的一段灰色的砖墙上，张贴满了进京申诉文革不公的大字报，随后演变为普遍要求自由民主的政治性文章，并影响至全国，是为“西单民主墙运动”。 《四五论坛》、《北京之春》、《人权同盟》、《探索》、《今天》、《沃土》等一大批非官方报纸刊物相继出现，创刊于12月23日的《今天》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。
当我们提到《常识》因是学生自办，印刷常有诸多困难时，北岛端起酒杯笑说，“《今天》的第一期甚至完全是用手工刻的。”
《今天》草创之初，成员陆涣兴和妻子租的一间六、七平方米的小屋成了临时的编辑部和印刷厂，大家在那里通宵达旦地干活，有的刻板，有的印刷。纸张来自于在北京造纸厂工作的芒克和工厂宣传科打杂的黄锐每天“顺”的一点，“所以《今天》创刊号的纸张颜色都不一样，这可以算一种时代特色吧。”
从黑暗时代走向血红黎明，印刷付梓之后，公然张贴地下刊物依然意味着不可估量的政治风险。北岛在后来的采访中回忆道：
“我们骑车来到东四的一家饭馆（那是北京极少数夜间营业的饭馆之一），点了几个菜，要了瓶白酒。
席间决定由陆涣兴、芒克和我第二天去张贴《今天》。
那是要冒点风险的，酒后有点伤感，告别时还有人落了泪，真可谓‘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’。”
“我们看到说，你们为了避免被警察抓到，没钱买浆糊，就熬制面粉，把自行车的车牌号都改了。”——1976年“四五”运动中， 警察就是通过抄自行车牌号抓人的。
12月23日，民主墙、中南海、天安门广场、文化部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《诗刊》等地处处张贴着油墨未干的《今天》创刊号，收录其中的，便有北岛那首著名的《回答》。第二日，北大、清华、人大、北师大的天空中，也飘荡起“告诉你吧，世界，我-不-相-信！”的战斗檄言。人们在张贴的空白纸上给《今天》留言，甚至留下地址姓名，这当中有人后来成为了《今天》的骨干成员。
前后两年间，《今天》出版了九期刊物，四本丛书，每期印一千册，影响力辐射至全国。《今天》后来的编辑部所在地——北京东四14条76号，成为民间的文化中心，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汇聚于此。
然而，就在眼看着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，却有一股暗流悄然涌动，即刻演变为巨大的漩涡。
1979年秋，民主墙被拆除。从最初邓小平向加拿大记者表态“民主墙是个好东西”，到风向一转，前后仅仅一年的时间。《沃土》自动停办，北京的《探索》，上海的《文艺暴动墙》，贵州的《启蒙》等民刊负责人均遭逮捕。而《今天》在继续坚持一年后，迫于日益险恶的形势压力，也于1980年12月解散，成为文学史中被掩埋的一卷。
像暴风雨一样呼啸而来的办刊热潮，伴随着70年代的终结戛然而止，像极了一个诡秘的谶语。
“你们做出什么东西都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保持独立。”大概是因为曾经的经历，北岛给予了《常识》很大的鼓励，“我们的学生被灌输了太多的观念了。”
▎ 诗人北岛
我，站在这里
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
为了每当太阳升起
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
穿越整个国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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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结局和开始——献给遇罗克》
1968年1月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写出《出身论》，质疑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的遇罗克被公安机关逮捕，并以“现行反革命罪”被判处死刑，两年之后被枪毙。
这给了当时的北岛极大的震撼和影响。
从此，“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”，或是代替一代被杀害的人，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，当了10年建筑工人的北岛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英雄，成为一代人的塑像。但北岛说：“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，我只想做一个人。”
1989年成为北岛人生的一个转折。2月13日，北岛带头联合32位首都文化界人士发表《北京文化界致人大常委会及中共中央公开信》，要求在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，释放包括WJS在内的政治犯。
4月26日，在《人民日报》的“四▪二六”社论将此前已持续10日的学生运动定性为一场动乱，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，引发4月27日的大游行之后，北岛与150名学者连署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，声援学生。虽未获接收，但作为青年偶像的北岛表态支持学生，对于学运的助力无异于胜过千军万马。
那一年之后，诗人被驱逐出境，成为祖国的陌生人。一代人的激情与梦想，也随着八十年代大门的砰然紧闭，被永远封存在那个血红的夏天。
“你怎么看待现在有些人，虽然没有亲历过八十年代，却仍然对那个时代心存向往？”
“那是个理想主义的年代。我现在会写回忆录，记录当年的一些历史。像我的《城门开》，就是写了一些老北京的故事。”
“是《歧路行》吗？”
“那是首长诗，也还在写。”
从旗手的姿态退位，出国后的北岛得以清醒地整理自身。
近年来编选《给孩子的散文》、《给孩子的诗》等书，和李陀一同主编《七十年代》整理历史，逐渐走向内心经验的北岛对自己早期的诗歌基本持否定态度，认为那是此前革命暴力语言的延续，是对于官方的一种回声。时至今日出门做活动，却仍有听众坚持要求他朗诵《回答》，“我感觉他们都被冷冻在那个时代了。”
1990年8月，《今天》在奥斯陆复刊，北岛继续担任社长及主编至今。他在《今天》25周年纪念活动开幕式上表示如今的《今天》仍需承担反抗者的使命，“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，而是语言的暴力、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。”
2007年，他在香港留下，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并发起筹划“香港国际诗歌之夜”，成为中文世界与国际诗歌交流的桥梁。2011年，北岛获准入境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，开始可以相对自由地进入内地。
▎寒冬夜行人
“我们欢聚一堂，在香港这样一个岛屿上，为国际诗人们提供独特的言论自由的平台，人们来自四面八方的汇合点。
诗人与政客是两种动物，他们的语言不同，现实与视野不同——诗人是无权的权力，无家的家园，无言的语言。”
这是北岛在今年的“香港国际诗歌之夜”欢迎晚宴上的致辞，“诗歌与冲突”这一主题也引起诗人的共鸣。在成都方所的朗诵会上，以色列诗人讲述完巴以冲突后，北岛上台说，“尽管今天有以色列诗人在场，我依然站在巴勒斯坦一边。”
北岛说，以自己在中东的见闻，完全能够理解巴勒斯坦人所经受的侮辱和精神创伤，对于他们来讲，这是每天要面临的问题。
与在中东一样，三十年来，作为东方旅行者，北岛已经在世界各地留下足迹。随着城市迁移，大大小小的旅馆排在铁轨上，北岛没有停息，他在诗页上写下“词的流亡开始了”
去国怀乡的日子，北岛对着镜子说着中文。
他说三十年以来，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和早期《今天》相比，在海外复刊的《今天》面临着远为复杂的局面：权力与商业化的共谋，娱乐的泡沫引导着新时代潮流，知识界在体制陷阱中犬儒化的倾向，以及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分崩离析的危险。
他渐渐不谈政治，却依然关切地问我，“你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吗？”
几年前的一场中风让北岛几乎丧失了一半的语言能力，近年来虽然已基本恢复，但年近七旬的北岛身体依然不大好，加上连日奔波，我们在有幸与他交流了半个多小时后便起身告辞。
“你们《常识》这个名字起得很好，相较于知识，我们更需要常识。”
2015年12月1日23点左右，北岛在成都贝森北路的路口向我们挥手道别，寒夜里，北岛披着一件米色的风衣，淡黄色的路灯照在他清瘦高大的身上，把身影拖得很长，像一个并未远去的英雄形象。他在结束时鼓励我们继续坚持，并答应赠予我们如今在海外发行的《今天》杂志。这让我想起了他在《今天》三十年时的祝语：
“我相信，在大家的祝愿下，《今天》一定会走得更远，远到天边，直到和当年那些年轻人，和明天的孩子的身影合在一起。”